菲律滨《星海》诗文天地第68期丨王勇主编
(菲律滨安海经贸文化促进会编，刊头题字：龚子猛。作者：王勇、唐人、顾严幼韵、杨蕾孟。原载2024年5月4日菲律滨《联合日报》。)
王勇的诗
1. 眼角纹
岁月在眼角裂开
深浅的溪流
沿着泪水浸泡的漂泊路
鱼群奔涌，有的搁浅
在海外，炎阳暴晒
有的随波逐流，迷失远方
眨一眨眼，也只能
夹住漏网的鱼尾
而鱼群，早已带走
各自的溪流
风干后的鱼尾，翘起
犹梦想着掀翻巨浪
2022-9-18
2. 守夜的木鱼
老木匠的雕刀
在一座山的沉默里
爆发
泪流满面的木屑
一条鱼浪出森林
撞开月下山门
老和尚捞起门前的
鱼，双目对视
一眨不眨
钟声惊飞晚风
梦，透凉
青苔紧咬着枯井
攀爬而上
害得赶路的月光
滑出老远
远到天涯
疼风的夜里
鱼，瞪着巨大的黑
精芒恫恫
2023-3-20
看古代闽南人怎么豪赌人生｜唐 人
——南音《三千两金》歌词赏析
题记：
南音《三千两金》是一首著名的南音曲目，源自泉州古老剧种“梨园戏”所保留的传统宋元古南戏剧目《郑元和》中的“莲花落”一折。这首曲目描述了主人公郑元和在赴京赶考途中，因迷恋歌伎李亚仙而用尽三千两黄金的盘缠，最终被迫流落街头，沿街演唱“三千两金”以自诉身世的情景。
三千两金
三千两金费去尽空，今旦流落只苏州
元和为乜一身来落泊，千辛万苦
朝思暮想，只都是咱为着风流即行来
十年窗前，十年守窗前勤读苦
三年一望，三年一望爱卜京都去赴试
所望，所望求功名
去到苏州遇亚仙，因只上我贪恋伊亲生
即将只许多钱银尽都花了一尽空
心念念，念念思想我嘛有日返家乡
我厝爹妈那知，打骂一场来往不得
思量无计，姑将且忍住卑田院
今旦读书怎无志，沿街沿巷
但得来求乞，李妈起侥心
甜言蜜语百般奉承，钱银花了起毒心
记得当初，记得当初时遇亚仙
花容月貌，朱唇云鬓恰似西施来再世
惹动惹动割调人，只都是如醉痴
双人做卜天长地久，我谁想今旦来拆散
钱散银散盘缠空，我嘛袂得去上京
知卜值时返去家乡
要见我兄弟父母一家通来再团圆
歌词大意：
三千两黄金的盘缠全部花光了，今天我流落在苏州。元和我为什么会一个人流落他乡，受尽千辛万苦？朝思暮想，这都是我自己为了风流才走到这地步。十年守窗前勤奋苦读书，三年一次渴望我要去京都赴考试，所渴望的是求取功名。来到苏州，我遇到了李亚仙，因为我贪恋她年轻貌美鲜嫩，才将那么多的钱全部花空了。
心里非常挂念，想着我肯定会有一天返回家乡，家里的爹妈如果知道（我之前的行为），打骂一场恐怕是避免不了的。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办法，姑且克服一下，暂时借住在卑田院，今天读书怎么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沿着街巷来乞讨。李妈生起侥心，甜言蜜语百般奉承我，等我钱银花光了，她就起了毒心。
记得当初时遇到李亚仙，她花容月貌、朱唇云鬓，恰似西施来再世，惹动多愁善感的人，让他如醉如痴。两个人本来想要做成天长地久，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被拆散了，钱银都花光了，盘缠空了，我也没办法到京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到家乡，能够见到我的兄弟父母，一家好再团圆。
诗余补话：
《三千两金》是我能够完整唱出来的第一首南音，其实唱得很“土”很一般，因为完全是自学的，没有老师，与现代音乐不一样的南音五音阶“工尺谱”，我也看不懂。我是一遍一遍听手机学，慢慢跟，大胆唱的。估计，前前后后有学了两三个月时间。
有一次晚饭后到公园散步，自己又跟着手机哼上了，不知不觉中越唱越大声、越尽情，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赞声说：三千两金，唱得不错！老婆在旁边，美得我像喝蜜一般。
毕竟是师范毕业的，只要有简谱、五线谱，不复杂到“离谱”，哪一首流行歌我基本可以自学得来。但遇到南音，傻了！因为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单单记录曲谱的手段，包括旋律的流动、发音方式，以及形成的独特韵味。
南音慢，慢到外地的朋友曾对我开玩笑说：出去溜达一大圈回来，那一句还没有唱完。因为据说南音是唐朝的宫廷音乐，而有钱有趣人的享受，总体都是过慢生活的节奏，不像我们火急火燎的。
南音的唱词，每个字有字头、字尾和字腹之分。其实，按音律学来说，我理解可能就是声母、韵母和双韵母的差别，更简单一点理解，就是嘴巴怎么张开、怎么拉长音，再怎么闭嘴收尾。唱得慢，拖拉，加上一个字分头、腹、尾的发音，所以很多人根本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字，难怪不懂唱什么意思了。
就像现在，我们也不懂郑元和了，何苦为一个歌妓花光了三千两黄金，最后沦落为乞丐。从世俗的标准来说，元和是人生的失败者，但他最终浪子回头，高中状元，并与李亚仙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他没有“回头”呢？或者他“回头”了但没办法考中状元呢？
人生没办法假设，这是人生的无奈与有趣之所在。好在，郑元和坐了一趟过山车，他最后能够与李亚仙有情人终成眷属，否则也就没有南音这首《三千两金》了！
让我奇怪的是：郑元和是怎么带着三千两黄金上京赴考的，三千两啊，折合现在也将近一百公斤！怎么挑？
《菲华往事》
国难家仇前的名媛本色（中）丨顾严幼韵 杨蕾孟
我把别墅的三间卧室分配如下：
我的小卧室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现在住着我、蕾孟、雪兰、茜恩、孙太太和孙崇毅。孙太太睡在一张折叠行军床上，孙崇毅睡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我和茜恩睡双人床，旁边是蕾孟和雪兰的粉红四柱床。
萧太太王若壁和八岁的女儿芦生、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尚德以及姚太太杨锡珍和五岁的女儿舜华住在孩子们以前的卧室。
莫太太罗淑华和十二岁的大儿子莫伟雄、八岁的小儿子莫伟俊以及邵秀兰住在光泩以前的卧室。
客厅里住的是张先生和张太太。张先生是位华侨，也在领事馆工作，大概因为职位不高而没有被逮捕。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但张先生一直与马尼拉的华侨保持联系，他们经常给我们送来大米。我们把大米藏在房顶下的顶棚上。那时大米是配给的，虽然充足但是日军严禁囤积。家中还有莫太太的小叔子六叔，他也住在客厅里。
家中仆人众多：吴妈、陈妈、11 月从上海来我们家工作的吴妈的侄女、德平、又聋又哑的洗衣工葆拉和年轻的男仆佩德罗。除此之外还有莫太太的厨师老张、菲佣和菲佣的儿子。莫太太的儿子还养了两条大杂种狗、猫和猴子。所有的仆人都住在花园独立车库后面的几个房间里。
尽管圣梅萨离马尼拉市中心只有五六公里，但是显然军队不会驻扎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几个在军队工作的平民——医生和会计——代替他们住进了我们隔壁原来属于美国人的两栋房子里。和我们的16号一样，这些房子也都被查封，原来的住户被监禁。这些日本平民显然很孤独，来过我们家一两次。但是我们这些大人都退到了房间里，只留下孩子们跟他们说话。有两三次，一辆日本军车驶来，一位穿着长靴、全副武装的军官领着一些士兵耀武扬威地走进来。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血都要凝固了。不过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和平时一样，大人都会退到房间里），这位军官就起身离开了。有一次，一个士兵迷上了莫太太的猴子，把它带走了，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这个小家伙脾气很坏，还喜欢咬人。我不知道日本人来的目的，军官们可能只是来观光的吧。
除此之外我们没受什么打扰，来去自由。我想日本当局大概是觉得一群妇孺没什么威胁。日本领事馆的西本（Nishi）先生显然是被派来检查我们的情况的，每隔几个星期他会来一次。这个年轻人非常有礼貌，似乎试图要照顾我们。
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房子旁边的猪圈里还养了一头猪，厨师们在花园里把它宰了，各家都分到了肉。吴妈把她的那一份挂在晾衣绳上想要晒干，结果丢了。她认为是陈妈偷的，于是两人大吵一架。后院马棚里养了一匹马，用来拉我们的六轮马车。汽车在后院的车库里闲置着，汽油都被日本人征用了，根本买不到。
电力是正常供应的，但是没有煤气，因此我们都是在烧煤的大黏土锅里做饭。六叔很安静，但是手很巧。他用黏土锅做肥皂、杧果酱、花生酱，甚至还给它们贴上了打印的标签。他是怎么做的，是从哪里找来的瓶子、纸张和墨，我统统不知道。他把自己做的东西拿到市区卖，我还在当地的杂货铺见过他做的一些果酱。
作为总领事的太太，大家都希望我来主持家中的事务。这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孙太太经常抱怨。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也是如此。两个厨师德平和老张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大菜刀打了起来。我竭尽所能充当和平使者，但实在让人心力交瘁。
作为家中的长者（我们都在三十五岁左右），莫太太和我努力表现得镇静。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中的其他女人、孩子已经因为生活的巨变而惊恐不安了。但到了晚上我就可以脱去伪装，回归真实的自我了。在临街的卧室里，每当听到汽车慢慢驶过前门我就会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就会畏缩，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根本不是来抓我们的。除了恐惧之外还有担忧，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位太太主动提出要分担费用，我也不愿意开口。中国政府提供的薪水很微薄，我也知道她们都没有多少钱。日本人入侵马尼拉之前我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偶尔还可以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家中拿到一些钱：家人把钱付给国内的某个人，我则可以从菲律宾兑现这些钱。但是这些根本不够，我的积蓄也快山穷水尽了。
日子渐渐趋于平静。邵秀兰、萧太太和她八岁的女儿芦生试着弹钢琴曲《春之絮语》和《少女的祈祷》，这两支华丽的曲子都有很多疾奏的旋律。孙太太和我偶尔在我们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和P. Y. 何、T. M. 陈玩桥牌。这两个单身汉住在隔壁，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我还在阳台上用缝纫机做衣服，这是我的仆人从16 号拯救出来的另一项财物。我手头总是有很多布料（现在依然如此），用来为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做衣服。我还利用阳台上的电炉为家人做点美食：洋葱牛肉（其实是马肉）和用糯米做的花生糖卷。我曾经尝试用当地的水牛奶做奶油，结果失败了。牛奶太稀了，简直是蓝色的。我偶尔会拿出珍珠港事件后储备的食物，比如桃子罐头，款待一下孩子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三岁的蕾孟原本很不喜欢吃饭，这时却突然迅猛成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普拉·卡洛·莱德斯曼（Pura Kalaw Ledesma）是菲律宾一位杰出教育家的女儿，她利用家中底层房屋开设了一所小学，雪兰和茜恩都在那里学习。她每周还为蕾孟辅导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张太太则在每天下午教所有孩子学中文。
我们家经常有客人，我想美丽的邵秀兰应该是吸引他们前来的原因之一。薛敏老的儿子埃里克斯经常给我们带来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薛敏老的侄子弗朗西斯科也常来。他曾把一座老剧院改造成歌剧院，我还记得去那里看过《茶花女》。住在附近的西蒙·翁（Simon Ong）照料我们的马，还驾马车带我们去市区。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战前认识的朋友——年轻的卓牟来（Morley Cho）。这位中国交通银行的代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来到马尼拉，负责设立分行。他会讲马尼拉华侨通用的闽南语，帮助动员当地华侨，使我们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战争早期我和孩子们曾经去圣托马斯大学看望过多萝西。她和刚刚出生的儿子罗尼（Ronnie）住在校园里一个半是房屋半是帐篷的坡顶屋里。圣托马斯的人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全部住在室内。她说日本人不给囚犯提供食物，从那时起我就让德平去给她送食品。很快日本人就把整个营地控制起来，不允许来访者进入。德平不得不在外面排队等待把食物给警卫转交，我真怀疑东西有没有送到多萝西手里。我听说，后来日本人的确给囚犯配给了粮食，主要是生了虫的大米。
只有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市区，比如去看病、看牙，或者探望多萝西。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士兵掌掴平民，这绝对是继承了长官的传统，日本军官经常野蛮掌掴下属，甚至导致他们鼻子出血。牟来住在市中心一个日军指挥部附近，我们听说他因为没有向大门口的警卫好好鞠躬而被射杀。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几天之后当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出现时是多么惊讶和高兴！葆拉看到他时发出的嘶哑的喊声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
（未完待续）
